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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间 帮着女犯们的管教:我不能让她们再犯罪

时间:2019-08-12 20:40  作者:admin  来源:未知  查看:  
内容摘要:去年冬天,经老吴牵线,我认识了某女监心理咨询科的陈阿姨,她组建过心理情景剧表演团。通过对她的采访,我写了一篇《致命爱人和她的秘密》。 文章刊发后,引起陈阿姨很多同事的关注,她的同事邓虹警官也找到我,想要聊聊自己参与的一个特殊团体的故事向阳花...

  去年冬天,经老吴牵线,我认识了某女监心理咨询科的陈阿姨,她组建过心理情景剧表演团。通过对她的采访,我写了一篇《致命爱人和她的秘密》。

  文章刊发后,引起陈阿姨很多同事的关注,她的同事邓虹警官也找到我,想要聊聊自己参与的一个特殊团体的故事——“向阳花艺术团”——这是一个由女犯组成的艺术团,承担着狱内文艺节目演出的改造任务。

  “向阳花”后来解散了,邓警官也因去兄弟单位挂职暂时离开了监狱。后来,她在狱外遇到了两位曾经的“向阳花”成员,帮助她们一起面对并解决了很多就业、创业的困难。

  我与邓虹警官面聊过数次,也在她的牵线下对故事中的几位主角进行了电话采访,整个写作时间长达20余天。

  写到文章结尾处,我忽然眼眶一热,怕不是要流泪了,赶紧站去窗口望呆。我不想带着情绪写完这个故事,但有句话却一直在脑海中萦绕:就像你能分辨一个人站进了阳光里,也是因为她拖着长长的影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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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天她本不当班,约了老公孩子、公公婆婆和自家二老吃船宴。但主班同事家里遇上了万分火急的事,也挑不出第二个愿意顶班的人。邓虹只得发挥自己从警18年一贯的“老好人”作风,狠心委屈了家人,上岗到了位。

  24名女犯是“向阳花艺术团”的文艺犯,3人一组联号(3人一组互相监督),8组成员穿着统一的蓝条纹T恤、人挨着人、端端正正地坐在蓝色塑料板小凳上。

  身高1米72的邓虹挎着武装带走上讲台,清了清喉咙,问:“知道为啥把你们集中过来?”

  解散艺术团这事,女犯们早就听到了风声。眼下的改造形势,重点还是抓生产,艺术团半工半演,空降的副监狱长容不下此类无产值贡献的小团体。因此,按要求,艺术团成员将全部下放至各劳务监区,搞劳动改造。

  邓虹叹了一口气,说:“‘向阳花’成立两年了,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,但眼下的改造形势还是以劳动为主……”才讲完这句,底下就有人开始抹眼泪了,邓虹心软了半截,宽慰大家说:“将来此类团体还会再成立的,大伙儿还是有机会再聚的。”

  三两个犯人开始抱在一起,相互安慰。很快就有人起哄嚷嚷:“都是‘小三组’害的。”

  “小三组”就是第3组联号成员——3个快刑满释放的年轻女犯,她们本来在歌舞组,因余刑都不长了,便调去配电室管理音响和灯光设备。狱内艺术团的硬件设备简陋,一个人手足以搞定所有的活计,但“三联号”制度不能违反,哪怕捡个垃圾袋,都得3个成员一起伸手。

  小三组里有人起身对骂:“什么叫被我们害的?这是政策!”此人个头很高,身形纤长,肤色白得晃眼,外号“白狐狸”,是个诈骗犯。

  事情缘起是前几日,纳凉晚会上,舞台突然断了电,后来查事故原因,是小三组3个人在配电室里围着一块发黑发黄的拖线板啃西瓜,西瓜汁滴入插孔内引起短路,舞台突然熄了灯,音响也灭了,一出排练了半个月的《舞动青春》在黑暗中仓皇谢幕。

  狱内大小领导都坐在台下,有人当场就拍了桌子,全监2000多名犯人扫兴而归。这是“向阳花”成立至今出过的最大洋相,眼下团队解散,没人不怪小三组的。

  邓虹那天也在台下坐着,太清楚什么状况了。此刻这番情形,让她很恼火,拍了拍警务台,喊:“都停了都停了!”

  24名女犯中有15位妈妈,每年“三八”、“六一”和母亲节,是女监里泪水最多的日子。邓管教总会在工作权限之内,尽量在“三节”里让她们肉贴肉、抱抱自己的孩子。

  白狐狸原名叫高月香,1989年生,16岁便在农村老家生了孩子,因和婆家闹矛盾,20岁独自进城务工,在网吧当收银。工作小半年后,交了个大她20岁的情人,男人一头卷毛、戴着眼镜,每次来上机都捎奶茶给她,“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,但难得有人长期这么做,老家那位还从没给过我一张好脸”。

  大城市令她倍感孤独,奶茶却是温暖的,白狐狸一感动,就答应和男人一起吃饭,两瓶啤酒下肚,又答应去他那个邋里邋遢的出租屋“视察视察”。而后,她在那里一住就是整整7个月,每天被男人锁在一台破电脑前,赤身裸体和QQ号里的几百名男性好友聊天,骗他们往一张农行卡里打钱。

  那个出租屋就在闹市口,男人用5块钱一把的小挂锁限制她出入,实际上,她只要稍微狠狠心就有逃跑的机会,但要让她再解释,她就会发火:“女人有时就是矛矛盾盾,自己也搞不清楚。”

  要不是房东被门口堆积如山的便当盒和冒蛆的厕用垃圾袋吓到,白狐狸自己都不知道要这么半推半就地在那台电脑前“工作”到什么时候。

  房东报警了,男人“进去”了,她却还记得男人给过的她的“承诺”:“你就这样挣够50万,就娶你,对你负责,终身疼你。”

  那是2010年,艳照门事件尚有余温,她用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给自己做总结——“很傻很天真”。

  回到乡下,事情没瞒过公婆,也没瞒住娘家,老公不让她见孩子,本来两人也没领证。被撵回娘家后,她受不了父母的责怪,半夜里蹚过一连片插了秧苗的水田,朝着认不清的方向瞎跑,“那是我生平最硬气的一回,谁也不靠,讨饭也要活下去”。

  再上了QQ,仍有男性“好友”不停发来消息,她灵机一动,跑回家要了一张银行卡,将这群“好色之徒”挨个骗了一遭,到手1万2千多。

  入监没几天就是儿童节,监区搞“亲情开放日”,高墙里的妈妈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。白狐狸也想儿子,邓管教就帮她申请了会见名额,还帮她做婆家的思想工作,结果也跟着挨了一顿骂。

  但《肥田喜事》毕竟成功,这部戏不仅在香港,在内地也广受欢迎,敢拼敢做的胡杏儿知名度大增,当年也第一次挤进了TVB大合照第一排。

  那个儿童节,白狐狸在监房里哭了整整一上午。一周后,邓管教给她捎来一沓儿子的照片,她这才知道邓管教是真心为她好,专门跑去做了家访,要照片来是因为实在做不通工作的下策。

  邓虹是“警三代”。爷爷是建国后的第一代狱警,闹饥荒那几年带领犯人种萝卜充饥,农场没饿死一个犯人;文革期间,却因这事被认定为“”,没等到平反就死在了青海农场。

  父亲前几年刚退休,邓虹陪着他去政治处办手续,警号、警衔等物品上交后,满头银发的父亲像只被抽了筋的虾米,背一弓,空落落地回去了。“退休前,他还很有底气,觉得这辈子总算可以什么事都‘放摊’了,好好去四处看看”,等真的不用再穿那身警服了,父亲却忽然变了样,总念叨着自己穿着那身衣服时,哪个地方没办好、哪个方面还得补救。

  男监和女监的管理方式差别颇大,父亲还是将这根“接力棒”交给了邓虹,有事没事都要跟她讲教改工作。

  “他跟我说了3个带班原则:第一,该帮的事一定要帮;第二,管不好她们,但也别让她们变得更恶;第三,过失犯罪、因部分客观因素犯罪的女性,狱警要更多地发挥‘粘合剂’的作用,不要让她们带着仇恨回归社会。”

  这些大道理说多了,邓虹难免烦,她说自己的工作原则只有一条——我真心待人,真心做事,其他的管不着。

  小20年的工作中,她没搞出太多教改政绩,“官”运平平,但人际关系却格外好。当然,从另外一面讲,的确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,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亏。

  眼下值得欣慰的是,大家都买了她的账。再混乱的局面,她一急眼,谁都不闹了:“(40岁生日)那天,场面实在静得让我有点脸红。想自己哪来这么大号召力。”

  “既然今天是邓管教的生日,小三组将功补过,给邓管教送个歌跳支舞。”有人突然提议,大伙儿纷纷鼓掌赞同。

  小三组里有一个跳舞高手,是个哑巴,是扒窃集团从贵州山坳坳里拐出来的女孩,1990年生,肤色很黑,舞跳得极好,腰软到像没长过骨头,绰号“黑妹”。

  白狐狸让黑妹去跳支舞,黑妹就大大方方站到大厅中央,打着手语问邓管教,想跳一支《感恩的心》。然后,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,闭上眼睛,就起势了。

  在“向阳花”,黑妹是台柱子。拿白狐狸的话讲,黑妹坐牢是命苦没办法——但让她再说说这个小姊妹的事情,她就有些不耐烦了,“没什么好说的,说多了就是社会阴暗面”。

  黑妹本就是个黑户,虽有过6次案底,但警方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卷宗上标明她的户籍信息。上面写的好几处都是不同的“暂住地”,珠三角的各大城市,她似乎都待过一阵儿。

  第一桩是2008年,当时18岁黑妹在深圳一个商厦割到两个钱包,被商厦保安逮个正着。其中一个钱包是个名牌,价格昂贵,还没来得及转移,想着警察来了弄不好要进去蹲很久,黑妹为了脱身,拿刀片在自己头顶划了好几下,血流了一脸,又一直啊啊啊地乱喊乱叫。商厦经理也怕闹出人命,没报警,就把她放了。

  第二桩发生在2010年,黑妹在火车站“出活儿”,被反扒队的人盯上了,被抓时往胸口里拍了4根长针,各种挣扎,警察怕针扎伤了重要器官,将她送去医院监视居住,闹了1个来月,才让她那么点小案子进入正常办案流程。

  两桩事讲完,白狐狸笑了,漫不经心地说:“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,要不是被扒窃集团控制了,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,能这么豁得出去?又不为一分钱,别说化妆品,卫生巾牌子都不认识几个……”

  黑妹获刑1年半,服刑期间,各个监区都不想收这个“烫手山芋”,狱政领导看这人有舞蹈特长,想把她在“向阳花”放一放,一来发挥特长,服务于改造;二来也给她个宽松的改造环境,免得再出什么“幺蛾子”。

  “她对付公安都有十八帮武艺,想来也不会把狱警放眼里。”邓虹也这么说。不过,放入团那会儿,见她是个好苗子,自己还专门请来舞蹈老师入监教了她几节课。黑妹学得有模有样,各方面都很争气,不到3个月,就在省局举办的服刑人员歌舞大赛上夺了金奖。地方电视台还录了她整支独舞,同改们在监舍里巴望着她出镜,终于等到了,脸上却打满了马赛克。

  黑妹记着邓管教的恩,舞跳得动情,大家似乎也都被她的情绪带了起来,不少人跟着唱起来——这支舞她们两年间跳了几十遍,今天是第一次献给邓管教。

  舞毕,邓虹眼眶微热,说:“我去伙房要顿加餐,晚上聚聚,明天你们就要下分到各个监区了,今天吃顿好点的。”

  邓虹自己也没想到,“向阳花”刚解散,自己就迎来了一次工作大调动。她被要求去政工处报到,领导的意思是,邓虹这类“老好人”对接教改工作总是容易“越线”、容易混淆警囚之间的身份意识,“早晚要出问题”。不如让她在政工处发挥自己的性格优势,一来可以服务于领导,二来可以给新警们做做思想工作。

  上岗第一件事是编书——《罪犯扫盲教育工作心得》。邓虹每天和几个同事挤在档案室翻资料,东抄西抄凑够了20万字。书编好了,她们都是“编辑校对”,作者另有其人,到底是谁也不好瞎猜,可能就是局里的某位领导。

  人到中年,这种活计干多了,邓虹心里也憋闷。虽然政工处清闲,朝九晚五没夜班,她还是主动打了调岗申请。上面觉得她是闹情绪,又给她说了一番“爱岗敬业,争当司法航母螺丝钉”的政教宣言。调动申请不仅没批,还让她又领了桩新差事——把解散的“向阳花”再重组一次。

  那段时间,省局又下发了个“搞好狱内文娱活动”的新要求,各个监管场所必须成立一支文艺小分队,还有督察组来视察。领导刚解散了“向阳花”,面子不能丢,便交代下面的人——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。

  邓虹跑了趟腿,将“向阳花”的文艺犯们都喊去了排练室,这才发现少了两人。大伙儿告诉她,白狐狸和黑妹已经刑满释放了。邓虹叹口气,说:“两个没良心的,也不告诉我一声。”

  等搞定这桩事,邓虹又打了调岗申请。这回领导直接甩过来一份文件,上面写着“监狱、戒毒系统民警派驻各地司法局挂职工作”。

  邓虹瞥了眼,有点赌气的意思,说:“给我个名额,我正想去地方锻炼一下。”领导便给她签了一年期的司法局挂职。

  邓虹在司法局的岗位是“社区矫治民警”,对接管辖范围内40余名社区服刑人员,这些人都因各种罪名判缓或假释,接受社区矫治。

  2012年9月,到岗没多久的邓虹负责一次突击检查,她打电话通知矫治对象们赶到指定地点,有个叫郭爱美的女孩却没来。

  郭爱美生于1993年,金店里的售货员,监守自盗了一条20克的金项链,被法院判2缓3。邓虹打她的矫治专用手机,没人接听,立刻拿她当反面典型,对其他人做起警示教育:“向她这种不假外出、手机通信不畅、响应不及时的情况,是这次点验重点打击的现象……”

  话没讲完,郭爱美回电话了:“邓管教,我被两个乞丐打了,她们把我卡在街道对面。”

  邓虹挑了两个膀大腰圆的“社矫”男子一同赶去,只见一辆小电瓶车倒在人行道中间,郭爱美一头绿油油的头发被两个女人左右揪住,她只能拎着小包左右乱打,人群围住了她们,邓虹带着人挤进去,大吼一声“别打了”,两个男子也迅速上前,架开了3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

  郭爱美吃了亏,头发被薅掉不少,捧着几丝绿毛大骂:“老娘900块钱接的头发,被这两个疯婊子扯断了……”

  两个女人退到一旁,捡起地上一张写满红字的纸板就要跑。邓虹一步向前,双手各钳住一人。两人的头使劲往下沉,邓虹弯下腰瞅瞅,严厉地喊一声:“高月香,黑妹!”

  两人也早就认出了邓虹,黑妹笑了,白狐狸则轻轻地说了声:“邓管教可巧啊,在大马路上撞见了……”

  邓虹将人都带去办公室,勒令郭爱美站到一旁反省——先反省自己的发型,作为一名社矫人员,这样古里八怪的发型像什么样子;再反省她那辆没上牌的小电瓶车,为何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,要开到人行道上惹是生非。

  郭爱美撅着嘴站了过去,白狐狸幸灾乐祸,黑妹也笑了。原来之前,她们两人正铺开一张纸板,蹲着行乞,郭爱美骑着电动车故意碾她们的纸板,两人将她揪下车便打,才发生刚才撕撕扯扯的一幕。

  邓虹伸手将白狐狸藏在身后的纸板夺了过来,上面写着:妹妹又聋又哑,身患绝症,进城治病被骗光钱财,好心人捐个路费送我们回家。邓虹让白狐狸解释,白狐狸红着脸,说:“活都活不下去了,怕什么丢人。”

  邓虹不想跟她争,抽了一张纸,写话给黑妹看:“你们刑满,监狱给你们发了劳动奖励结余金,你们这才出来没几天,钱都花哪去了?怎么不找正经事做?”

  邓虹见两人啥也不肯交代,说:“行,你们不说我就不问。但你们必须做两桩事,做不到,就别认我这个管教,你们现在出去杀人放火,和我也没一毛钱关系。”随后抽出一张纸,拍上一支笔:“写吧,先写上你俩现在的居住地,再写一份保证书,不再干今天这种丢人现眼的事。”

  等两人弓起背写保证书时,邓虹给了她们一人一个脑瓜崩,骂道:“你们是缺腿还是缺脚,搞这个行当!”

  完事后已是傍晚,邓虹让白狐狸和黑妹先回去了。两人还没走出门口,她又追上去,往黑妹手里塞了300块钱:“你们这两天安分点,我最近忙完手头的事,想办法给你们找个正经事干。”

  邓虹回到办公室,还在趴着写保证书的郭爱美见了她就求饶:“邓管教,别让我写了,我宁愿明天去做义工……”

  用邓虹的话说,郭爱美也是个苦孩子出身——父亲躲债去了南宁,母亲和一个姘头搭伙过日子,后来半疯半傻地住进了精神病院。那个姘头说她母亲欠了他钱,三天两头不放过她,拿着一张不知真假的欠条跟她讨钱。偷那条金项链,就是为了还这个钱,摆脱那个“烂男人”。

  车子停在了间水泥平房前——先前,邓虹曾尝试给“向阳花”24名女犯都做过一遍家访,只有地处偏远、联络不上的人家才被迫放弃——今天这家,是团里的一位女毒贩家,家中只有年迈的爷爷和长期瘫痪卧床的奶奶,所以邓虹有空总要来看看。

  这些做在背后的事,“向阳花”的女犯们压根不知道,邓虹做这些也只是出于“见困难要帮”的良心,也不图什么回报和感恩。

  那天刚进屋,白发老头就拄着拐杖过来嚷嚷说,前一天有两个警察来抓孙女,孙女是不是又在里面做什么坏事了?

  老头有点糊涂了,邓虹一时也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,就先顾着给屋里的老太太洗澡去了。老太太的神志很灵光,邓虹和郭爱美帮她洗澡时,先说了一番千恩万谢的客套话,然后又说,昨天也来了两个“送温暖”的警察,在鞋肚子里放了2000块。

  老太太摇了摇头,说,她们就张望了一下,我也来不及记样子,只见一白一黑,两个人影闪了一下。

  白狐狸是8月21号出狱的,黑妹比她晚了3天,两人虽和家人断了往来,没亲属来接,但狱方给她们发了劳动奖励备用结余金。白狐狸有1700元,黑妹领了1200。两人一碰头,立刻就找地方买了两身假警服。

  “向阳花”解散那天,大伙儿是给邓管教面子,没当她面闹起来。但回去监舍,大家还是让白狐狸和黑妹背了锅。

  说起偷吃西瓜这事,邓虹其实早就问责过小三组。当时,配电房旁边是伙房的储藏室,高温天里,每个犯人能领半个西瓜解暑,一般是等纳凉晚会结束,各监区派人来领西瓜。小三组的活儿太清闲,晚会时间又挺长,白狐狸就琢磨着先偷个西瓜出来解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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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储藏室挂着一把巴掌大的铜锁,她之所以还敢惦记里面的西瓜,就是因为黑妹会开锁——随便找根铁丝给她,绕上几匝,捅进锁眼里,就开了。至于开锁偷西瓜这事,小三组则一口咬定是储藏室的挂锁没锁上,负责储藏室的那位同改也因此挨了处分。

  白狐狸最生气的是,黑妹起码为集体生活做出过贡献,现在偷了个西瓜,大伙儿就不依不饶了。小三组明面上跟每个人都道了歉,但私底下,白狐狸还是记恨那个挑头的人,决心出狱后对此人耍点小心眼,报复一下。

  挑头的人是个女毒贩,“发货”不多,判了7年。此人在监舍里经常吹嘘自己是“富二代”,父母都是乡镇企业家,接触上毒品也是因商务应酬,“发点小货”则是为了朋友们玩起来方便,不为赚那几毛钱。

  白狐狸之所以去买假警服,是想去此人家里坐坐,冒充管教民警搞个家访,谈谈“减刑事宜”,顺便也捞点好处费——这事一箭双雕,既能解恨,又有收入。

  黑妹反正铁了心认白狐狸这个大姐,要跟着混,白狐狸就也让她穿上警服,冒充助手,不用出声,别让人家看出来她是个哑巴,保持微笑就行。

  两人事先打听过女毒贩老家的村名,到了地方再一路打听,才找到了她家的屋子。那是4间水泥平房,墙皮大块脱落,窗户破了两扇,用塑料纸糊着。进门时,堂屋坐着一个白发老人,双手撑住一根拐杖,闭着眼打盹。

  白狐狸叫醒了老人,老人耳聋听不见,她就大喊着问是不是女毒贩的家。老人说自己就是女毒贩的爷爷,转问白狐狸是不是来抓孙女的警察,接着使劲挥手,说孙女已经坐牢了,做再多的坏事和他当爷爷的没关系。

  白狐狸问女毒贩的爸妈呢,老人指着香案前的一张黑白遗像——那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——说她爸死的早,她妈嫁出去了。

  见了这番场景,黑妹拖着白狐狸离开。两人路过卧室时,听见屋里有个老太太的声音在问话:“谁啊,家里来什么人了?”

  两人探着头走到房门口,臭味熏天,老太太瘫在床上,身下铺了稻草和塑料薄膜,一条用过的成人尿不湿丢在床尾。

  两人马上退到门口,转身欲走之际,不约而同地各自掏了些钱,数出2000,藏在屋门口晾晒的解放鞋肚子里,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

  白狐狸和黑妹租住在乡郊之地的平房。那天,黑妹窝着右手正不停在额头上拍打,咿咿哇哇地叫。白狐狸知道黑妹那个手语的意思,是叫她将那两身晾着的警服扔了:“我当时想着,两身衣服花了300多,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。”

  衣服还晾在院子里,一辆灰色汽车就停在了门口,白狐狸见车上的人是邓管教,还挺高兴,上去打招呼,但见邓管教下车后脸色不对,又退了一步。黑妹反应快,从晾衣绳上扯下两套警服,扔进了水桶里。

  邓虹朝那只水桶走去,黑妹躲到了白狐狸身后。白狐狸慢慢往后挪,摆出“情况不对尽快撤退”的逃跑姿态。邓虹拎出一身水淋淋的警服,手一扬,冲白狐狸喊道:“解释一下,你们穿警服去人家里头,啥意思?”

  后来邓虹才说,这么多年,她其实一直有桩“过不去的坎”:刚从警的当口,一位刚出狱的犯人穿着假警服,冒充她的身份去同改家里搞诈骗,以承诺发放减刑假释名额的名义,骗了家属7000多元——这个数额在当年,是一个农村劳动力一年都挣不够的血汗钱,家属追到监狱门口哭了好几天,虽说是自己受骗上当,但他们还是一声声叫骂着邓虹的名字。

  邓虹拎着警服吼:“你们立刻跟我去派出所说清楚这事,你们虽然是犯罪中止,但我告诉你们,处罚不处罚,一个要看你们的认罪态度,其次听从公安的发落。”

  邓虹指挥丈夫赶快拦着,小车横在了道路尽头。郭爱美也跳下车,张大双臂拦在路口。两人又想往回跑,邓虹叉住腰一把拦住,驱她们进车。

  到了派出所,一番审问,两人什么都说了。民警还专程找来了懂手语的女民警,和黑妹沟通。

  邓虹有些紧张,问民警事情大不大,紧要不紧要。民警说事情性质虽然恶劣,但好在两人及时犯罪中止,之后也就是批评教育了一番,当天就释放了。

  再往后,解决白狐狸和黑妹的工作问题就成了邓虹每天都在操心的大事。思来想去,还是得向自己丈夫开口。

  邓虹丈夫是电子厂的“机种担当”,说白了就是车间主任。邓虹老家有个堂弟,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,在工地上干了几年,后来被查出患有肾病,医嘱不建议从事重体力劳动。老家人找邓虹,想走后门让堂弟进丈夫所在的电子厂当个机修工学徒。可想到丈夫单位的底线录用条件是“学历中专以上”,邓虹甚至都没开口,就自己掏了2000块钱给堂弟,让他在家好好养一阵子,然后自食其力去。

  回到家,她先给丈夫捏了一会儿肩,而后小心翼翼地说了自己的意图。丈夫扭身看了看她,绷紧一张脸,说:“不行,绝对不行,要被人事部知道,我弄两个女劳改犯进厂,我看我也就没脸干了。”

  邓虹坐到一旁生闷气,丈夫就贴上来:“我说不让她们进厂,又没说不帮她们想办法。”

  热闹的广场中间架起一个红色舞台,一只迪斯科灯球挂在简易板墙上,五色光斑在夜空里旋转流溢,像一支万花筒,笼罩着舞台下成百上千争抢“鹿茸保健酒”的男人。

  一个白胖的主持人手抓着4瓶赠品,随手一抛,也不怕玻璃材质的酒瓶被摔碎,反正千百只手在下面伸着。发完赠品,主持人大吼一声:“有请我们的劲舞女郎出场!”

  舞台左右,各有一组穿超短裤的女孩踩着节拍出场,白狐狸在左边,黑妹站右边。底下的观众鼓掌、吹口哨,有人喊 “跳个脱衣舞!”接着就有人起哄:“跳一个我们就包了所有的酒!”

  白狐狸找主持人要钱——她和黑妹跳一场舞,说好每人能得200块钱。主持人将钱交给她们,还送了一瓶鹿茸酒。

  见白狐狸不客气,主持人的咸猪手就搭上了白狐狸肩头,调戏道:“你们要不是李哥(邓管教丈夫)介绍过来的,我能格外给你们好处?这酒贵着呢。待会儿一起喝点?”

  白狐狸打掉主持人的手,将黑妹拉过来,指着她的吊带抱怨道:“少吹牛,我可没见你有多关照我们,看看我妹妹这服装,透成啥样了。你就不能给我俩揽点好活儿呀。”

  “你们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,有一大帮女人抢着去乡下跳红白喜事会场,你知不知道那里流行啥跳法?流行跳裸舞呢!”

  主持人怕黑妹不懂意思,给她比划了个脱裤子的手势。黑妹以为他耍流氓,一巴掌打了过去,指甲顺势划下,主持人惨叫一声,面部留下三道血杠杠。

  那段时间,她们常去网吧坐着,每天10个小时煲韩剧,下机前花半小时搜一下网上的招聘信息。最适合两人的还是服装厂的缝纫工,毕竟坐牢时她们踩过缝纫机,进厂立刻就能开工,但问题也在这,“我们的缝纫手艺是坐牢时学的,人家服装厂肯定不接收坐过牢的”。

  有天,白狐狸意外看到一条新闻,说一个叫罗永正的神偷出狱后改邪归正,专门给人讲解各类锁具的安全性能,传授防盗知识。这条新闻给了白狐狸灵感,她拉着黑妹看,在屏幕上敲出一行字:我想到赚钱的方法了,我们可能要发财。

  黑妹一脸迷茫,白狐狸则兴奋不已,她对黑妹的开锁技能很有信心,据她所知,黑妹不仅精通扒窃技巧,还学过各种开锁技巧。无聊时,黑妹常给她演示一些开锁游戏,拿各种夹子、撬子、铁钩、钢丝组合成工具,用手腕的巧劲就能打开各种门锁。

  黑妹还会一些独特的开锁方法,比如将口香糖塞入门锁,口香糖拖住锁芯里的“弹子”,再选择相应小号钥匙插入锁芯,待口香糖变硬后强行开锁。“开锁这技术很需要想象力,有时候不光是把一扇门打开,而是要想如何打开,花多长时间打开,打开后能不能再锁上。黑妹在这方面的天赋没话讲”。

  “你肯定见过集会上搞推销的吧,比如推销一把刀,他就要跟别的刀作比较,两把刀互砍,把别的刀弄几个豁口,证明推销的这把更好。我们推销高档锁具,上门推销,一去先把人家门开了,证明他家的锁很不安全,然后让他买我们的高级锁。我们可以跟锁具厂合作,可以去广场做表演开锁的活动,我们本来也有表演基础……”

  那天,广场前升起一对氢气球,球下拖着条幅,写着“居民门锁安全性能检测现场”。深秋时节,一阵阵冷风吹来,稀稀拉拉的观众有些已经穿上了羽绒马甲,白狐狸却穿着贴身小背心,超短裤,风把大腿都吹红了。

  风刮个不停,条幅摇摇晃晃,白狐狸对着话筒说道:“今天xx锁具厂方搞一次公益表演,请来锁具专家,专门试验市面上90%的门锁安全性。等开锁表演结束,大家对自己家门锁不放心的,可以请专家上门测试,现在表演活动正式开始——”

  喊完她立刻撂下话筒,去帮黑妹抬门样。黑妹的穿着像个专家,戴着一副眼镜,胸前还挂着一个“职称牌”。临时搭建的小台子旁边放着几扇门样,每扇门都装着市面最常见的一种锁具。两人抬来一扇门,白狐狸一只手扶稳,另一只手拿着话筒喊道:“朋友们,这扇门装的是B级锁,家庭防盗门里最常见的一款,现在请几位朋友上前检查锁具是否锁好。”

  白狐狸介绍道:“这是眼下盗贼最流动的开锁工具,我们请女教授用该工具测试一下这款锁具的安全性——”

  黑妹随即取出工具,白狐狸掐着脖子上的秒表计时,锁“啪”的一声开了,秒表被迅速掐住,“6秒!可见盗贼进入大部分人家的时间,比你们拿钥匙开门还要快。”

  邓虹目睹了整个表演现场,虽对两人冒充知名锁具品牌厂和锁具专家的行为不满,但见活动结束时,两人现场就卖光了100套高级防盗锁具,还是感到颇为高兴。

  两人正忙着收拾会场,白狐狸背对着她,没回头,回了一句“都卖光了”,邓虹又咳嗽了一声,白狐狸回过头,乐了,赶紧把黑妹叫过来:“送,送您两套。”

  邓虹喊了几个附近的社矫人员来帮忙收拾会场,郭爱美首当其冲,先夸了一番黑妹,说没想到这个“非洲姑娘”这么能耐,以后钥匙忘家里,不用打楼道里的“牛皮癣”开锁电话了。

  晚上白狐狸非要请客吃饭,邓虹有制度规定,不方便一起,但临走时还是给白狐狸提了两点建议:一,不要再冒充知名品牌的锁具,这以后容易出问题;二,不要冒充专家名头,可以说是民间锁具爱好者之类的名号。

  原本一切都走向了正轨,但入冬之后,两桩坏事接踵而至,击垮了邓虹的身体,医生说她因过度操劳,免疫系统出了问题,继而引发高烧。

  11月底,白狐狸和黑妹在一个小区广场推销锁具,人群里突然冲出来五六个男子,一把架走了正表演开锁的黑妹。白狐狸追上去,一名男子突然掏出电警棍,戳在她的腰部。白狐狸立刻倒地,丧失了1分多钟的意识,等醒来时,黑妹已不见踪影。

  白狐狸哭着去找邓虹,警方很快介入,通过调阅广场监控,迅速找到了带走黑妹的几名男子。但情况原比想象中复杂:首先黑妹拒绝离开男子,她打着手语告诉警方,这些男子都是自己的朋友和老乡;其次,所有人异口同声,称那名用电棍戳白狐狸的男子谁也不认识,警方也再没找到人。

  黑妹在里面跟她“说”过,她们扒窃团伙,但凡有成员被捕,组织上会派人“上大帐”(给犯人在监狱的户头里存生活费),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的经费拨款。黑妹获刑1年半,但她传递出去的情报是3年,多要了9000块经费。她自己耍了个小心眼,想利用这谎报的1年半时间差,摆脱扒窃团伙的控制。

  邓虹立刻明白了,两人最近总在公众场所卖锁,扒窃团伙肯定认出黑妹了,这才全体出动将她带走。

  白狐狸哭到眼睛都肿了,不停埋怨自己,说是自己害了黑妹,“这下黑妹肯定没好日子了,肯定要跟着扒窃团伙出活,不多久肯定还要‘回笼’。”

  “很多事情,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虽然明知道黑妹被扒窃集团控制,而且那群男的也没一个好东西,但黑妹这种情况,报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她从小被扒窃集团养大,而且曾是团伙内的骨干成员,这个团伙不灭掉,她这辈子都脱不了身。”

  邓虹父亲有个棋友,曾是民间反扒队的队长,收了很多反扒徒弟。这位队长黑黑瘦瘦的,看上去像个病老头,却曾是刑侦总队的便衣反扒员,从警那会儿还很年轻,有次出任务,在车站守了几小时后断烟了,于是,他便犯了年轻人都会犯的错误——认为买包烟的空当不碍事——谁知道刚回来就出事了,一名扒手往包围圈外逃,几名队员在身后猛追。追到他负责的点,毫无阻碍,顺利逃脱。

  跑一个扒手不是大事,挨了顿训而已。但他却将这事记了半辈子,从警生涯调岗数次,直到退休还在惦记着再干一回反扒的活儿。

  退休第二年,老头就成立了个民间反扒队,徒弟们来自各行各业,有人是广场上卖炸串的,还有好几个。听了邓虹的请求,老头也对黑妹的遭遇表示同情,但他并没立即同意抓捕那个扒窃团伙——因为不久前,反扒队刚从公交车上逮了一伙“剪金”的(用剪刀剪女乘客的金饰品,通常只剪黄金,剪铂金饰品容易剪到不锈钢,剪不断就暴露了),但上面说这属于非法行动,要求他近期取消一切反扒活动。老头说,要是去民政局报备通不过,民间反扒队就要解散。

  老头指点邓虹说,最近公安开展打拐专项行动,邓虹可以派一个人去打拐专案组,将黑妹被带走的事再报一次案,报成“拐卖妇女”的案子。

  上一次报案,是按照普通治安事件出的警,扒窃团伙控制了黑妹,黑妹只要否认受到侵害,警察就没权抓人,况且,这伙人也不是在犯罪活动过程中被捕的;但这次向打拐专案组报案,性质就变了。老头说他会找人向警方透风,说这个拐卖团伙还同时搞扒窃,建议警方近期再开展一次反扒行动,趁他们“出活”之际抓捕他们,等落了网,拐卖的事情可以慢慢深挖,“反扒那块的警力有限,但如果加上打拐,这个行动就名正言顺了。”

  很快,扒手团伙落了网。可这场解救黑妹的行动虽顺利,黑妹却没对任何一个人表示感谢,就不辞而别了。

  白狐狸那段日子颓丧极了,这么多年就交过这一个好姐妹,她不知道黑妹究竟怎么了,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就走了。郭爱美那段时间反倒变得很贴心,总去找白狐狸谈心。

  有次白狐狸对郭爱美说:“我被那个男人锁在电脑旁7个月,坐牢后还经常想给那人写信,出来后还天天在网上搜他的案件信息。再想想黑妹,她和那伙人一起长大,那种感觉说不清的,我有些理解她了。”

  郭爱美就安慰她,白狐狸又说:“最揪心的是,我和她卖锁挣来的2万块钱,她一分都没带走……”

  领导人的概念很广泛,本文所指的领导人具体来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。一般而言,领导人形象指的是领导人的言谈举止,包括个性风格、思想品质、意识经验等方面的行为规范,是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生动、鲜活的个人画像。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层面:外部形象和内在形象。外部形象包括领导人的相貌、着装、装扮、言行、举止等外部要素,内在形象则体现魏领导人的知识水平、文化素质、精神品质、道德品质、思维能力等内在要素。外在形象更视觉化,可塑性很强,内在形象则需要多方面的积累才能获得感知。塑造并传播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形象是一个系统的过程,根据传播学者李普曼的“脑中成像”理论,领导人的形象通过大众媒体传输出去,大众媒体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,大众通过媒介输出和包装来感知,从而形成心理积淀形象,即领导人的公众形象。作为公众人物,国家领导人形象往往是与国家形象、政府形象是紧密相连的,国家领导人通过媒介所呈现出的形象,不仅仅代表个人,更深层次上是代表了政府和国家的形象,他们通过媒介展现出来的衣着打扮、言谈举止等往往传达了某种政治意义。因此,在塑造与传播领导人良好媒介形象的过程中,需考虑领导人自身、政府、媒介、公众等多方面因素,形成政府、媒介、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。

  那笔钱都是现金,14700元的百元大钞,2450元的50元面额,2850元的零钞,白狐狸记得清清楚楚,她用皮筋绑住,塞在一只肉色丝袜里,吊在床板下面——除了黑妹,她只给郭爱美看过这笔钱。

  那天邓虹气炸了,立刻将郭爱美喊到办公室,审她有没有偷白狐狸的钱。郭爱美犟着脑袋,说自己再烂再浑,香港马会资料,也干不出来这种事。

  白狐狸与郭爱美当面对质,说那天两人谈心谈到半夜,她留郭爱美过夜,第二天一早醒来郭爱美就早早骑车离开了。虽说事隔几天自己才发现床板下的钱没了,但那天之后,没有任何外人进过屋子。

  郭爱美还是不承认,说也不能就这样认定她偷了钱,“说不定老鼠还是什么东西搞到洞里去了”。

  白狐狸气急了,跳起来就要打郭爱美:“一半钱是黑妹的,你把她的钱还回来!”

  邓虹赶忙拉开两人,指着郭爱美又问:“承认不承认?不然我就把你交到派出所。你自己想想后果,你现在是缓刑阶段,如果这事被查出来,判刑不说,你的缓刑还得改成实刑,还是累犯,要重判!”

  邓虹的话掷地有声,说完“重判”两个字,郭爱美终于绷不住了,“哇”一声大哭起来,双腿一软,瘫坐在地上,语无伦次地喊道:“我妈住院费交不上了,我外公外婆不管她了,我妈住院费交不了……”

  郭爱美的母亲住在市南郊的精神病院,属于长期疗养型病人,每月需家属自费600元。郭爱美父亲一直在外躲债,这块费用一直由郭爱美的外公外婆承担。两个老人恨郭爱美不争气,索性也把女儿的疗养费也断了。郭爱美被医院催得紧,就偷了白狐狸的钱帮母亲交了两年的费用,还剩几千块钱,她没敢动,藏在电动车坐垫下面的电池箱里。

  邓虹带郭爱美去自首,白狐狸跟在后面。做笔录时,警察问邓虹谁的钱丢了。邓虹让白狐狸跟警察说实话,白狐狸半天不开口。警察对邓虹说,她不说清楚,我们没法立案。邓虹也说不出话,只是拍了拍白狐狸肩膀。不一会儿,白狐狸突然站起,猛地摆摆手,飞快跑出了派出所。

  警察放了郭爱美,邓虹站在门口,跟郭爱美说:“这次不让你写保证书了,你自己想想清楚吧。再有困难,再有借口,也不能偷人家的钱。还有,要记得感谢人家,不然你得进去好几年了——争取把钱还上。”

  白狐狸不想再给邓管教添麻烦,她没什么好回报人家的,总当一个受惠者,也很别扭。她也不想让郭爱美这个小姊妹坐牢去,“人家小女孩虽然有点闹,但也是个可怜孩子”。

  她说自己一下就想起很多年前还是少女的时候,有个青梅竹马的男生在稻田里摸她的胸。那个男生比她小两岁,她16岁嫁人时正挺着大肚子,在流水席间穿来穿去,丈夫牵着她逢人敬酒,那个男生就坐在酒席上,是夫家那边的什么表亲。两人碰上了,她记得他的眼神烁亮,像突然冒上的一把火,灼得两人脸面通红。

  婚后有次她挨了丈夫的打,又挨了公婆的数落,半夜跑了二里地去找那个男生,觉得他该是个能听听她委屈的人。小男生的房间挨着一条土路,她敲窗户,小男生探出来半个毛茸茸的脑袋。她叫他出来,两人去了稻场,那儿竖着一个高高的水塔。两人就靠着水塔墙说话,她说,我受委屈了。男孩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水塔的爬梯,问:“你敢爬上去吗,爬上去你就什么烦恼都没了。”

  她跟着男生往上爬,到了塔顶,两人手牵手站在塔沿,伸着头看塔里的一池夜水,水面有月亮和星星的倒影。塔沿上虽焊了栏杆,小男生的手也紧紧握住她的手,可她还是战战兢兢,看一次怕一次。在那样刺激的时刻,她确实忘记了一切烦恼。

  后来,小男生考上高中,又考上了大学。20岁那年,白狐狸和丈夫彻底闹掰了,独自去爬了最后一次塔。等后来进了城,也还是没能改掉这个习惯,但凡遇到不开心的事,就要往高处爬。

  田里竖着信号塔,她一边回想着这些往事,一边往上爬。爬了十来米,脚下突然有个声音喊她:“姐,你别想不开!”

  “她不是真哑巴啊,给我解释了我才知道,干她们这一行,从小学过手语,被抓了就装聋装哑,一来增加审讯难度,警方不至于深挖她们以前的案子,逮住哪桩算哪桩;二来坐牢能享受病残犯待遇,减刑假释也有优待;三来可以和陌生人保持距离,不轻易信任圈子外的人,只对自己人开口。”

  白狐狸退下几米,盯着黑妹笑,黑妹往上爬,追问她:“姐,你咋了,怎么还想不开?”

  邓虹生病住院27天,丈夫要加班,跑医院不勤快,老父亲端着笔记本电脑常来陪她。老人家喜欢炒股,每天盘着腿坐病床上看股票。

  邓虹有时觉得烦闷,常念叨说一个比一个没良心,谁也没来看望她一眼。父亲专心看电脑,也不搭她的腔。

  有天,白狐狸、黑妹、郭爱美竟一起来了,身后还站着其余十几名社矫人员。父亲赶紧拦住大伙儿,说邓虹住在普通病房,周围人多,大伙儿有序进出,统一喊邓虹为“邓老师”。

  “这么做的原因,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闲言碎语,社会上对这个群体还是很不能接纳的,要是看见这么多‘问题’人员一起出入病房,弄不好有人会报警。”

  所有人走后,病床上周围堆满了果篮和牛奶。邓虹指挥父亲搬,说:“你就不知道挪挪位置,眼睛长在屏幕上了?亏死你。”

  父亲却说:“我亏不要紧,但你只能定投‘每个人向善’,每个人才能变成你教改工作上的潜力股。”

  “向阳花”的故事发生在2012年,眼下已经过去近7年了。白狐狸和黑妹的卖锁事业没搞起来,因为诸多原因,她们还是分开了。

  白狐狸回了老家,那有她的孩子。她在一家商场当售货员,私下兼职莆田鞋微商,但销量也不好。她和老公虽没领证,但已成事实婚姻,去年她和一个经销商处对象,走到谈婚论嫁这一步,她去找老公办离婚,男人狮子大开口要100万,她和经销商也就不交往了,“不能耽误人家”。

  郭爱美过了缓刑期后,去深圳打了一段时间工,她给白狐狸和黑妹转过几次钱,每次两三千。两人收到款后又退一半给她,让她不着急还钱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,她就突然不怎么和大家联系了。

  “大家都能理解她,也都祝福她。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八九,她们三个平平安安,我就满意了。”邓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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